五、让中国的伯乐更多一点
大学乃至整个教育体制既要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，也要建立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。教育界不仅应该是人才济济，同时也应该是伯乐济济。只有伯乐济济的环境，才易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；最后，才会有大师型人才出现。
1、选拔伯乐型官员
政府的各级教育及科研主管部门，学校的行政及教学单位，都应注重选拔伯乐型的人才担任领导职务。他们敢于选拔任用优秀人才，让其担当重要的学术研究和科研攻关任务。
各级领导、各级教学与科研管理人员应该甘当绿叶、扶持红花，以选拔、推动人才的成长为己任。
2、注重学术团队、学术梯队的建设
在当今的信息时代，科学研究不是个人单枪匹马可以完成的。个人的知识面和眼界毕竟有限，没有团队的集体探讨、“协奏”和交流，很难把握最新的研究动向和研究 趋势。因而，大学应鼓励和积极倡导、大力支持学术团队的建设。学术团队可以是自组织的，依据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相同的或互补的学术背景而自发形成，学校对于 此种情况应该鼓励，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氛围和物质条件；如果需要，人才可以在校内自由流动。
在优势学科，应重视由不同职称和不同年龄层次组成的学术梯队建设。学术带头人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和敏锐的洞察力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，允许学术争论，宽容年轻学者的失败和错误，不以自己的喜好和取向限制其他人的具体研究方向。
大学应注重培养专才（包括“偏才”与“怪才”）。要培养专才，提拔优才，就要拓展吸纳人才的途径，让有特殊才能、有志于学的学子顺利进入大学的殿堂。
要不拘一格，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。要通过非常规途径选拔人才，同时，要有相应的措施防止可能产生的腐败。
“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”。现今，中国的很多高校已经是“百年老校”，更多的高校已经办学一个花甲子（60年左右），时间不短了。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，中国高等教育百年之路并不是平坦的，其中经历了长期战乱，政权变革；解放以后政治运动频繁，包括解放初期的全国院系大调整、1957年 反右、十年“文革”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冲击等，都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严重的干扰或破坏。目前，中国的教育同时受到两方面的批评：一是“太保守 了”，求稳怕乱，是“计划经济体制最后的顽固堡垒”，希望把高等教育放开；一是搞得太乱了，面对诸多的“乱办学”、“乱收费”现象，希望“管一管”。
现在，认识到大学存在问题、认识到创新人才重要性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，钱学森之问引起大家思索，这正是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征兆，是高等教育振兴的希望。与世界名校相比，中国高校的差距是很大的，需要奋起直追。希望尽快缩小差距，提高办学水平，培养出杰出的创新人才，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，不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。
（作者简介：刘人怀为原暨南大学校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；郭广生为北京工业大学校长；徐明稚为东华大学校长；陈劲为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；陈德敏为重庆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、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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